三中全会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根本上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它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的鼓舞，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呼唤和感召下，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贡献了他们的辛劳和智慧。

邓小平同志在70年代末提出，理论研究工作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解决最重要的新问题，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这是要费尽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他还殷切地期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写出“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著作。2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从各个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探索和创新。

1．围绕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了深入的哲学研究，重新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在概括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赋予辩证法以时代的新特征；认识论研究突破了传统框架，开辟了价值论研究的新领域；社会历史观研究注意了社会系统的有机性、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围绕主体与客体、价值观与真理观、社会历史规律性与人的自觉能动性等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哲学研究在捕捉时代问题、表达时代精神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突破了原来的哲学模式，为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哲学论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观念、新方法。

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了大量的探索。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理论界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对过去那些超越历史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对我国国情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研究，否定了那种无视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观点，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及其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论点，在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国情调查，为党和国家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并拓展了人们对初级阶段的理论认识。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经济学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早在1979年，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1982年前后，经济学界就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了热烈讨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经济学界继续向前探索，进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为市场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围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理论界展开了争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种问题，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十五大前后，围绕国企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理论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启发性论点。

4．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拨乱反正，突破“左”的指导思想和极“左”思潮设定的禁区，法学界开展了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的关系以及法的概念和本质等问题的研究，重新确认了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独立行使审判权”、“无罪推定”等重要原则，提出了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等重要论点，对实现法律观念的转变和更新起了重要作用。为解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提出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就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机制和原则，社会立法的体系和原则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有开创性的基本理论。20年来法学理论研究的突破，为90年代后期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提供了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

5．开展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的研究。20年来，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围绕社会转型时期思想、道德和文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就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在探寻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规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研究。针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和将会遇到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20年来，研究了现代化发展理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发展阶段、发展规律和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科技、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沿海开放和特区发展，中西部发展和地区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社会保障体系，非均衡发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和思路，并积极参与了国家、各省市和特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订。这些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7．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早在1978年和1979年，有些学者就冲破“禁区”，大胆提出改革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和包产到户问题应该重新研究的建议，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并受到党中央的重视。理论探索和社会调查紧密结合，先后进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农业和生态农业、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农村改革和现代化道路、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社会影响、农村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农村扶贫、农民收入和负担、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分层、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化改革、村民自治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调查、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推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对推进农村改革和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8．国际问题和时代特征的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学术界先后研究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再认识，民族、宗教和国际关系，世界各国经济调整和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苏联东欧剧变的根源、性质和教训及其对世界的影响，90年代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新变化，世界多极化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知识经济，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比较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论点，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9．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在民族研究方面摆脱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束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对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语言、文字，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族传统和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开拓了世界民族的研究，对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发展趋势、一些国家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探讨，为我国民族工作提供了借鉴和经验。宗教研究克服了过去某些片面性的认识，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及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民族团结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角度、新视野，开展了宗教的理论、历史和现状的新研究。对人类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进行了新探讨，提出和论证了尽可能发挥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活动和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开展了中国宗教现状的调查，并积极参与了宗教政策的制订。

上述各方面研究都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从不同的学科侧面深入研究和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2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是深入研究了邓小平理论。80年代起，理论界开始研究邓小平思想。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之后，理论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热潮，全国成立了五大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学者们对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它的结构和体系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新的发掘和研究，对国际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跟踪研究。党的十五大以来还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和丰富进行了研究。

新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参与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制订相应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大量为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决策咨询服务的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总结2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其基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研究的正确方向。20年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反对了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研究工作中指导作用的错误态度，也摒弃了把指导作用简单地理解为照抄照搬的错误做法，努力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所阐明的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揭示客观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统一起来，自觉地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伟大理论品格，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极大地释放了他们在应用指导思想分析和研究具体问题过程中的创造能量。

2．党和国家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是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1982年，党中央在专发的文件中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逐步营造了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聪明才智从事创造性的研究的社会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政策和体制环境。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认识路线和科学的态度、方法和学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理论恢复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无所畏惧地将前人的、外国的各种理论放到实践标准面前鉴别，在调查、分析、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本国的和外国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学科，从而迎来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4．坚持“双百方针”，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没有不同观点，即使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也还会有不同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纠正过去“左”的指导思想的同时贯彻执行了“双百”方针。这20年中，各个学术领域都曾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争论，有些是由于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理解引发的，有些是由于对历史经验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有些问题还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紧密相关，然而只要这种争论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进行的，都由学术界自己通过争鸣的途径解决。经过20年的发展，有些学科领域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灵感，形成着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

5．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不断改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需要的人财物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纠正了过去“左”的指导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价，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来又多次提出要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加大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赋予知识分子先进思想传播者、科学技术开拓者、“四有”公民培养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光荣使命，号召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